专访彭森：构建新发展格局，改革仍是“关键一招” | 社会科学报

【编者按】 “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的战略布局中，人们看到，面向未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十四五”规划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启航”规划，对2035年远景目标进行展望。

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关键还是要练好内功，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着力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改革、开放、创新是重中之重。围绕如何深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解决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相关问题，本报专访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彭森。

原文 ：《本报专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改革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招》

作者 | 本报记者  海印子

图片 | 网络

记者：即将过去的2020年，世界风云变幻，国内的形势也是错综复杂，充满了风险和挑战。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抗击疫情取得了重大的战略成果。与此同时，中央又出台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措施。结合五中全会的精神，能否请您谈谈当前中央为什么要强调市场化改革再出发？

彭森：当前，中央之所以要强调市场化改革再出发，我认为其中有三个原因：

首先，改革再出发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决策。中央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讲了两年，但是今年情况更加特殊，特别是全球的疫情爆发，全球大变局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方面的深刻大变革、大调整进一步演进，给我们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同时，世界经济深度衰退，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的非经济因素受阻中断，包括全球的贸易投资大幅度下降，都给中国稳定发展提出了很大的难题。特别是中美关系出现了自由落体式的急剧恶化，这将是“十四五”以至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必须面对的最大挑战和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根本出路还是深化改革、专注发展，办好自己的事情。中国要化危为机，必须坚持用改革来解决发展中的难题和问题。

其次，改革再出发是构建新的发展格局的关键一招。5月份，中央进行了一个新的重大战略的调整，就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新格局的形成，实际上涉及很多大的利益格局的调整、结构的调整。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城乡的关系、收入分配的关系等。这些关系的调整实际上就是改革。深化改革才能进一步扩大内需，扩大市场规模，提升最终消费，实现高质量发展。

改革再出发也是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根本动力。这次“十四五”规划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目标、任务，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原则。我想，要完成这些重要任务，关键还是以改革统揽全局，提供动力。五中全会的文件专门讲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来确保实现高质量的发展。要破除一切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体制机制障碍，根本的出路还是在改革。

记者：“十四五”规划建议当中明确提出十二条任务，其中第四条就是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一直在进行市场化改革，目前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问题还是很多，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完成，您认为关键的问题在哪？

彭森：进行市场化改革最核心的任务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也是改革开放40年来最重要的、贯彻始终的核心性问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从本质上说就是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是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发挥决定性作用。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的经济形式。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然而，40年来，市场化改革虽然取得很大进展，但是目前我国市场体系仍不完善，市场决定资源的范围有限，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理顺。特别是由于传统观念的惯性影响，人们往往存在一些认识误区。

比如，在抗击疫情中，使用了比较多的行政干预手段，政府通过行政办法配置资源。这在抗击疫情的近似战时经济情况下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抗击疫情工作常态化并不是用行政办法配置资源、管控经济常态化、长期化。千万不能形成惯性，特别是要防止把这样的办法运用到长期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中来。迷信行政手段、行政权力的膨胀和“泛化”是很危险的。当前需要做的，还是要真正下定决心，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重点维护好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完善宏观经济治理，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记者：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您认为当务之急应从哪些方面着手改革？

彭森：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最根本的是建立起两个基本制度。一个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涉及“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说到底还是要真正实现十八大讲的各类市场主体、各种所有制形式，真正能够在中国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地参加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是最根本的，但是这条路还很长。另外一个基本制度就是这次“10号文”，以及在中央的“十四五”规划建议当中都讲到的，即要夯实市场体系的基础制度。

一是进一步推动产权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我们既要解决好国有经济的产权制度，也要解决好农村集体经济的产权制度、民营经济的产权制度，以及知识产权的产权制度保护等方面的问题。当前，我们要按照中央的要求，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在这方面做出重要探索。特别是通过混改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市场经营机制，进一步改善国有经济的经营理念和治理结构。

二是进一步按照竞争中性原则，破除一些领域的行政垄断，为民营经济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9月下旬，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做了决定，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大批过去垄断领域中竞争环节的重要领域要向民营经济开放，这是重大的调整。

三是进一步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各项制度的出台都不能忽视公平竞争的基础地位，必须坚持以公平竞争为基础，协调相关政策为原则。在当前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各种产业政策要突出创新引领、创新驱动导向，逐步建立普惠、公平、独立的创新政策体系，这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

记者：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并以改革创新为发展的根本动力。然而，改革在取得进展的同时，也存在动力供给不足，妨碍改革推进的阻力不断加大的问题。“十四五”时期，如何激发地方政府的改革动力？

彭森：古今中外，任何改革都要有明确的动力源，要建立一个动力机制。改革的内在逻辑和动力要非常清楚。谁改革谁的利益最大化，谁改革谁就可以分享改革的红利。企业改革、农村改革，包括地方政府的改革都是这个逻辑。要解决这些大的问题，就要处理一些重大的利益分配关系，包括中央和整个社会分配关系；中央集中的财力和支出财力的占比等。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提出，要把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内容。

近年来，特别是在这次抗击疫情过程中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我们要考虑，什么事情都由中央决策，成本会比较高，风险会比较大。所以，中央、地方要合理划分事权，很多事情由地方承担更大责任，可以分散中央决策的风险。

这方面改革有三方面的任务：一是进一步抓紧建立规范透明的中央事权财权制度；二是制定“十四五”规划过程当中要改变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减少地方竞争对公平竞争环境的不断扭曲；要健全地方税收体系，呼吁地方实行相对应的税权；三是中央赋予地方更大的改革探索权，鼓励地方从实际情况出发，开展差别化综合改革试点，进行制度创新。

中央最近发布的“29号文”就是让深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中先行先试。特殊授权、先行示范是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方面全新的探索。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改革靠的是摸着石头过河；90年代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时，我们开始注重进行总体规划；新世纪以来，我们一方面强调顶层设计、系统集成，同时也要给地方更多改革方面的自主权，调动地方的积极性，鼓励地方大胆试、大胆闯。需要中央授权、需要全国人大授权的应尽快通过必要的形式取得综合授权。清单式批量申请授权是深圳先行示范的一条经验。深圳一方面要通过综合授权、先行示范改革给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另一方面，综合授权、先行示范本身也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地在“十四五”期间按照中央的总体规划部署，大胆进行差别化的改革试验探索。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1731期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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